我在兰州商学院的大学生活

编者按:不经意间翻到一篇文章,是10年前由甘肃日报记者张琳女士采写的我的大学生活,该文部分发表在2002年6月的甘肃日报上(http://gsrb.gansudaily.com.cn/system/2002/06/24/000008196.shtml)。今年是我从兰州商学院毕业10周年,藉以此文回忆我的老师、同学和朋友们。以下全文为张琳女士撰写,无删节。在此一并感谢张琳女士。

心 旅
□ 张琳(甘肃日报) 

大学四年级的学生袁国术穿深灰色的西装,浅灰色衬衫,还打了蓝灰色的领带。个子不高,精瘦干练,浓浓的剑眉直插入鬓角,目光聪慧,牙齿洁白,有着四川人的明显特征。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我们的第一次采访就在附近的一个小餐馆里进行,时候是严冬,餐馆里稍许有些凉,以我看这是没有多少关系的,所以准备对此安之若素。但是袁国术不接受,他叫来了服务员,让她们把空调开大一些,他招呼服务员时语气的从容和神态、手势的老练让我有些意外。   
他从包里取出一本书递给我,说这就是他新近出版的摄影作品集。作品集名为《心旅雪域》,收入的大多是他三次进入藏区的作品,还有一部分是他单车走河西的收获。画面呈现一种油画感,并充溢着浓郁的生活情趣、地方特色和人文气息。每一幅作品下面配有三言两语的简单文字,是他自己写的,也很有文采。   
“出这本画册并不意味着我的摄影艺术达到了什么水平,相反,我更加感觉到现在存在的差距。我热爱摄影,但我更想用行为来证明我的生活理念;在行动中体验生活和享受生活。其实出书的过程对我来说更重要,从中学到的东西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袁国术说。   
翻看这部摄影作品集,其中确有一些很耐人寻味的东西,但是袁国术四年的大学生活却更引人思索。

在没有人烟的茫茫戈壁滩上  
 
“我不愿在惘然中失去自我、失去一份体验生命的心情,不甘生命在墨守成规中一天一天耗尽。我向往黄河的源头,向往和自然的对话,向往心灵的雪域。”袁国术说。   
1999年7月,袁国术去了甘南草原,那是他第一次进入藏区。跪伏朝圣的藏民在他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迹。“对他们的这种虔诚,开始我有点想不通,他们跪伏着前进、朝拜,还有念转经筒,每天都要做同一件事情,日复一日,这是为什么?我想寻求答案。”袁国术深思地说。“慢慢地,我发现在藏区那样一种特殊的地理环境里,自然条件相当恶劣,藏民和外界的交往非常少,他们这样做,是在寻求一种心灵的寄托。”
1999年10月底的一个周未,他又和一个朋友西行到了张掖,时逢张掖的第一场大雪,他和朋友从马蹄寺上了祁连山。立于祁连山之巅,沟壑纵横的峨峨大山气势非凡,这让他感慨万分:人与自然是难以找到类比的支点的,因为自然的博大。下山的时候天已趋黑,暴雪漫天飞舞,温度骤然降到了零下十几度,错过了最后一趟回城的班车,白雪皑皑的荒郊野外,他们两人在风雪中沿着没过脚踝的雪路艰难地前行,后来一辆林场的吉普车搭救了他们。 “回到兰州,我在想,自然和人,有时相通和谐,有时又对立冲突,真让人难以捉摸。自然真的是光怪陆离、博大精深得很吗?我产生了走近自然、了解自然的念头。敦煌是一个让我神往的地方,我想以自己的方式走进河西走廊。”袁国术说。   
一辆旧自行车、一床毛毯和一套摄影器材,2000年7月,袁国术带着简单的行囊上路了,他要单车走河西。在上百公里没有人烟的茫茫戈壁滩上,他经受了烈日的炙烤和沙尘的袭击,白天,为了驱散独行的寂寞,他把儿时学过的歌吼了一遍又一遍;晚上,漆黑的戈壁令人恐怖,他就一边向前走 一边学狼叫……在从嘉峪关到玉门的途中,突然刮起了烈风,小袁推着车寸步难行。到了晚上11点,他不得不停留在戈壁滩上,垫着雨衣席地而眠,漆黑的夜晚,冷风彻骨,因为担心有狼,神经一直高度紧张,难以入睡。熬到凌晨5点,戈壁的东方,浓雾中吐出淡淡的一团白色,在颤抖中才感觉到,头发和旁边的枯草一样,被打了一层白霜。   
在这21天里,袁国术游览了从兰州到敦煌途中几乎所有的古文化遗址,了解到了河西老百姓的生活状况,走访了河西走廊的许多家知名企业。途经山丹县时,巧遇省自行车队在此集训,他见到了参加奥运会的酒泉姑娘马艳萍,与马艳萍的交流也令他感慨良多。一路走来,河西走廊的美丽、粗犷打动了他的心,河西儿女的热心、友善,更是感动和鼓舞着他。翻山越岭,长途跋涉,享受到了征服乌鞘岭的快乐,也尝到了穿越戈壁与大漠的欣喜。 7月31日下午4时,就在袁国术离敦煌还有不到200公里的路程时,路旁有瓜农热情地和他打招呼,他一脚点地正准备下车,一辆疾驰的中巴车冲着他直奔而来,把他撞出了十几米,盆骨和肩胛骨骨折,脸上、额上、手上、背上全是外伤,流血过多,住进了医院。结果他没有看到梦想的敦煌,就返回了兰州。   
回到兰州,袁国术在兰州商学院学术厅举办了题为“神奇的河西走廊”的个人摄影展,展出了80余幅照片,这在师生当中引起了异常大的反响。   
“但我总觉得对于艺术和生活的统一,我理解得太少。我渴望再次走进藏区,或许藏区才是我的艺术之源,我渴望再去体会那种倔强生命与恶劣环境对抗的心情。”袁国术说。“面对生活,有时现在是对的,以后却是错的;有时现在是错的,以后却是对的。对于对错的意念,并不一定是桎梏我们思想和行为的枷锁。于生活,我们只有去做了,才会有抓住成功的可能。”   
我看着这个大学生,他那么瘦小,笑微微的,笑容里甚至有羞涩,他此时的样子同刚才让服务员调空调时的表现相去甚远,而且让我觉得他讲述的那些一个人顶风冒雪的事儿简直与他毫不相干。

“筷子树”的故事   

2000年4月23日,从商学院到教育学院,从东方红广场到亚欧商厦,沿黄河一路到黄河母亲雕像,沿途的人们看到一队大学生抬着一棵由卫生筷做成的“筷子树”走过,这棵“筷子树”吸引了多少人的目光——惊讶,或者好奇。
而此刻的袁国术心里暗暗地有点激动,这正是他主持进行的一个活动。前不久,袁国术看到中央电视台报道说,沙尘暴离天安门只有190多公里,他就想:我们能为保护环境做点什么?这些年来大家每天使用卫生筷,对森林造成很大破坏。由此便产生了一个创意,就是把卫生筷收集起来,再做成一棵树,沿市区的主要道路展示,并进行万人签名,作为一种环保警示。当时他正应聘于青少年摄影报,他组织的有100多人的记者站已经成立,他任站长。于是他带领记者站的成员们,将这一创意付诸实施。   
“做这件事很不容易,特别是收集筷子,我们十几个学生从学校附近、从农民巷等地方一根一根地拣——那都是非常脏的筷子。干净筷子饭馆的老板不愿意给,他以为我收集了去卖呢!那些用过的筷子都和着好多的油和辣椒,扔在垃圾堆里,他们指一指,让我去捡,我就用一个塑料袋把手套起来,然后一把一把地捡起来,装在准备好的塑料袋里。”袁国术说。   
“有一天,我在农民巷用自行车驮着很多收集到的筷子走,突然那一大包筷子掉在地上了,筷子很脏很臭,旁边的人一下子就躲开了,还有很多人远远地看着,这让我有些心寒。恰好旁边有个卖面的,我就走上去请他给我一个袋子,把筷子重新装一下,他没答应,说要我给五块钱才行。啊呀!当时我想我现在在干啥呢,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我默默地一个人把一把一把的筷子捡起来往袋子里装,心里非常难受,眼泪就在眼圈里面转,我想我这个大学生现在正在做的这件事,可能连拾垃圾的都不会干……”   
袁国术的眉毛拧在一起了,但他的嘴角依旧带着笑容。   
“筷子拉到学校后就在我们住的三号楼底下堆积成小山,恶气冲天;水房里,我们在盆子里倒上洗衣粉,往筷子上泼,可是那些辣椒油啊什么的,实在是很难冲掉。冲完以后,我们把这些筷子重新扎成一束一束的,再做成一棵树状,这是我们保护母亲河活动的一个实物。还配写了一点文字……” 袁国术说着,递过印在纸上的那些文字:   
“她曾经是绿色,是生命,是歌,是笑傲严酷自然的巨人,是烈日下虬枝戟天的舞者。而如今,她却被人类‘碎尸万段’。当万千片散落飘零的灵魂被招回,却是那样惨烈,那样悲怆……” 他们还请了电视台,希望通过媒体的宣传,使活动提出的“杜绝使用卫生筷”取得一些社会效果。
“现在想想,我们的力量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而作为学生来讲,我觉得大家能有这个热情,去关注环保问题,这才是最重要的。许多事儿,如果我们学生都不去做,社会上做的人就会更少。在这个事情的运作中,为了得到经费上的支持,我也找了很多企业,最后得到了黄河源的资助。”他说。   
袁国术在大学里组织了不少活动。刚上大一时他就在学生会工作,兰州商学院举办了第一届服饰展,香港一家服饰公司在兰州的专柜提供了所有的服装,并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从前期的策划到同公司的接触,再到选择模特、培训模特,一直到后来的演出,袁国术参与了整个过程,这件事情的运作思路对他的影响很大。   
2000年7月,残疾人尹小星手摇轮椅走全国时在兰州与袁国术相识。后来尹小星从新疆和田返回,袁国术还邀请他在兰州停留了一段时间,并且在兰州商学院做了专场报告会。袁国术认为这也是他在大学里组织的比较有影响的一个活动,当时他找了很多企业,希望能给尹小星一些帮助。后来袁国术在东部市场看到上海的一家制衣公司在西北的总代理,也跟他们谈起了资助的事儿,但是对方不愿意,觉得帮助这么一个人意义不大。袁国术从他们销售的衣服上看到了公司老总的电话,就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打了老总的手机,说自己是学生,遇到了一个残疾人,很想助他一臂之力。没想到那位老总很爽快地答应了,给尹小星赞助了1000元,钱是通过在西北的总代理支付的。袁国术又试着让他对这个活动本身给予资助,他就给了50条领带、50件衬衣。   
袁国术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都贯穿着一个思路,就是尽力和企业联合,最好不要向学校要钱。就这样,他慢慢走向了社会。   
他还充分利用暑假和寒假,带着问题进入一些企业,了解情况,特别是现在提倡西部大开发,那么了解一下西部到底是怎么发展的,和外地相比有什么差距,过去总是听别人讲,现在他要自己去体会。   
袁国术也去了南方的一些地方,像上海、深圳、广州。他是去年暑假去上海的,在那里,感受到和兰州截然不同的一种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他想寻找和同龄人之间的差距,为此他去了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大等高校,同学生和老师进行交流。   
“在走了好多学校,和许多老师和学生交流之后,我觉得我的学习基础相对薄弱,但又好像也不全是这么回事。我参加了上海的一个人才交流会,我去的是第二天,给我发的号已经是1600多号,我选择了一家大型传媒企业的公关部经理和策划这样两个职位,递上了我的推荐表。我前面排的是上海交大当年毕业的一个学生,当我和他的两份推荐表放在一起时,招聘的老总更看重我的推荐表上的一些内容。这给我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我能更好地与社会融合,有些学生可能在理论上比我学得好,但是就走入社会这一方面来讲,我已经远远地走在了他们前面。当然理论的学习也是我以后要努力的。”他说。   
在上海,袁国术还拜访了很多企业和企业的老板,直截去找,或者通过别人的介绍。刚见到他的时候,那些企业和老板并不看重他,但是袁国术通过和他们交谈,告诉他们自己做过些什么,对方慢慢地都愿意了解他、接近他了,觉得这个人还不错,在这个过程中有一种变化。   
“在上海待了一个多月,前半个月里我的心态和这个城市的距离很大,对那里的快节奏生活和气氛不太适应。”袁国术笑了,又是那种带些羞涩的笑容。“半个月以后,上海的12个区我已经跑得非常熟了,跑得脚上都打了水泡,但是我和上海的差距越来越小。上海之行回来,我虽然心理上有落差,但是却自信了。”

心系雪域   

2001年国庆长假,袁国术再次骑车穿过临夏回族自治州、甘南藏族自治州,进入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最后到达九寨沟。   
袁国术沿着青藏公路走,这里是高原无人区,海拔多在3500米以上。骑自行车往前走的时候,就觉得腿上没劲。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形,一个车队从他身边开过,见他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在路上走,就按响喇叭,和他打招呼,翘起大拇指说:“小伙子,真不错!”这些车从四川那边过来,十月份的时候,正好四川的桔子熟了,他们要把桔子从四川运到甘肃、青海、西藏等地,就有人送桔子给他,也有人会把矿泉水、苹果等食物递过来。   “一个人行走是多么孤独,有人对我笑、向我打招呼,是多么好的一种感觉啊!”袁国术感慨地说。   
在路上走了十几天,有的司机都已经从四川到甘肃,甚至到青海、到西藏来往了一两个往返了,当他们再一次见到袁国术还骑车在高原区走的时候,都对他表示佩服,也有的司机停下来对他说,哎,小伙子,我把你带过去,反正也没人知道,你也可以对别人说,你是从这儿自已骑过去的。   
“我谢绝了他们的好意。我想,既然我选择了这个方式,我就会用我真实的脚印,一步一步地达到我的目标;我选择了进入藏区,我就要用我的生命去体验这种感觉。”袁国术说。 进入桑科草原,路面越来越窄,开始的时候还比较平坦,后来路上就都是石头了。往常一天可以骑100多公里,那天他只骑了40多公里就天已近黑,离目的地还有80公里路。看来今天是走不出去了,那只好就睡在这儿。   
10月的草原,中午还是烈日炎炎,可以穿体恤,但是一到晚上就特别寒冷。又骑了一段,到达一个地方,从地图上显示,那儿是一个种羊场。这时候天已经全黑,他看到前面两个山峰之间夹着的山谷中,有一群羊移过来,一个中年男子骑在马上,羊大概有三四百只,浩浩荡荡的。黑夜中的白羊使袁国术眼前一亮,他意识到这是一种转机,就骑着车过去搭话。那个中年男子骑着马跑到袁国术的面前,对他的问话只是笑着,袁国术知道他不会说汉语,就用手比划着,先指指自已,再指指远方,然后指指天……用一些肢体语言表示:我在路上行走,赶不到我的目的地了,天黑了,能不能帮助我一下。中年男子明白了袁国术的意思,领着他来到自己家的帐篷。   
这是一个小小的白色帐篷。看到袁国术来,中年男子的妻子和女儿从帐篷里探出头向外张望着,笑着。一家人热情地招呼他进去,很快,女主人就端上了酥油茶,又抱来盛炒面的箱子,给他示范怎么吃糌粑。不久,他们的女婿也回来了,大家又吃了羊肉包子。晚餐之后,袁国术开始发愁怎么睡觉,这个帐篷也就八九平米,加上他总共8个人要睡在这儿。在活佛像的下面铺着一个毛被子,男主人就指着活佛像下面的那块地方让袁国术睡——这是藏民帐篷中最好、最重要的地方,他还拿出了家里所有可以盖的东西给袁国术盖上,然后靠在他的旁边躺下了,其他人也依次睡下。   
“就这样过了一夜,还挺暖和的。他们有火炉子,烧的都是牛粪,我觉得烧牛粪一点儿都不难闻,而且散发出一股清香,挺好闻。第二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男主人和女婿都不见了。过了一会儿,他们拉了一头很肥的羊回来,准备要宰了让我吃,还要留住我。我谢绝了,告诉他们我要赶路。吃了两碗糌粑,喝了奶茶,他们又给我的水壶里灌了满满一壶奶茶,我上路了。”讲到这些,袁国术的神情看上去十分愉悦安详,好像又沉浸在了那时的氛围里。   
从碌曲到郎木寺,途中经过尕海湖候鸟区,听说这儿有丹顶鹤,可能是天冷的缘故,远处的湖面及沼泽里没有发现水鸟的影子,尕海虽说是一个乡,但是其政府所在地显得有些凄凉,为数不多的几根电视接收天线,昭示这儿并不富裕。   
天色渐晚,袁国术实在惊诧于草原上的日落,晚霞是如此绚丽多彩,从云缝里透露出的光束,形成几道宏大的光柱,就好像支撑着绚丽的天空,不让它掉到感觉如此接近的大草原上。   
出了贡巴,一直是爬坡,到达山顶,兰郎公路到此结束,路面骤然变得很差。天际最后一团灰白的云也不见了,天黑了。依稀能够辨明稍微显得有些灰白的路面,路是碎石铺成,加上路面的坡度很大,只能凭感觉紧握着车把、紧捏着刹车慢慢地滑行。偶尔一个车队驶过,借着车灯的远射光,可以快骑一段距离。车走远之后,眼前变得什么也看不见了,把自行车停下来,眨一眨眼睛,又能模糊地分辨出哪儿是路,哪儿是山,哪儿是河。   
突然间传来一声凄凉的狼嚎,在死寂的山谷里回响,只觉得毛骨悚然。转过一个小弯,远处透出一团亮光,那是一个离公路不远的藏包。袁国术的出现引得吠声一片,他知道这是藏獒。在桑科草原到阿木去乎草原的途中,还有今天从碌曲到贡巴的途中,他已经多次领教这种牧羊犬的厉害。它是偷羊的狼的克星,大口露着铮铮白牙,身体矮而肥壮,据说这种狗跑起来比摩托车还快,只要它发狠咬你一口,骨头都会被咬碎。有过遭到十几只藏獒追咬而死里逃生的经验,他屏住呼吸,骑车一声不响地离开。等到狗的叫声在身后越来越远,这才舒了口气,而这时,天愈黑了。   
一束亮光从后面射来,上下晃动着。停车转头望去,见是一个喇嘛骑着两轮摩托车,后座上还搭着一个喇嘛。他们停在袁国术旁边,与他寒暄了几句,告诉他到寺院不远了。向他们道了谢,袁国术又继续前行。摩托车并没有走在他的前面,而是在他后面与他保持了一小段距离,袁国术才明白,他们是在为他照亮前进的路。一种感激涌上心头,他加快速度向前蹬车。借着亮光,往右侧一望,吓了一跳,原来他正在半山腰行进,右边是山沟,在这漆漆寒夜,如果掉下去……就这样照着他走了好长一段路,摩托车又一次骑到了他身边,说了几句他没有听明白的话,然后互相说了“扎西德勒”,他们走在了他的前面。   经过6天的跋涉,2001年10月6日晚上9点45分,袁国术骑自行车由甘肃兰州进入四川境内。晚上10点38分,袁国术到了郎木寺。   
郎木寺深深吸引了袁国术,不仅因为它地理位置的特殊:一个小镇,横跨两省,住在四川的旅馆,凭窗而望,见到的却是甘肃的风景。更因为这儿还保留着许多远古遗风,其中最令他神往的是天葬习俗。   
10月7日,袁国术一大早就背着摄影包出发了。走在一条被水冲出深槽的土路上,可以看见百米开外的半山腰,集中一处插着许多飘摇着小旗的杆子,杆子与杆子之间由一些绳子牵连着,绳子上也系着许多幡布之类的东西。旁边就是天葬台!   
袁国术一步一步向天葬台靠近,可能是还太早的缘故吧,周围没有一个人。越来越近了,他不敢大声呼吸,生怕惊动什么。突然,脚下踩到了什么硬东西,低头一看,竟然是一根还很完整的发黑的脊骨,上面残余着两三片已经折断的肋骨。他惊得倒吸一口冷气,又突然传来“哇”的一声,像小孩的啼哭,就在前方,只见一只硕大的乌鸦扑哧扑哧飞起,停留在不远处最高的一根木杆上。惊魂稍定,他低头俯视,潮湿得有些发软的山坡上,稀疏的草丛间随处可见一些骨头,有的被敲碎了,也有一些像腿骨的没有被敲碎,到处扔着散乱的或新或旧的藏袍等衣物。   
继续向前挪步,就来到了真正意义的天葬台前。这其实只是一块同周围稍有区别的没有长草的圆形土平台,大约有10平方米左右。平台上散乱着几个骷髅和几截容易辨明是人体哪一部分的大骨头,一根丈余的粗圆木和一个直径约40公分高、30公分宽的石凳,不知在上面砍砸了多少人的骨头,已经留下了很深的槽痕。石凳的旁边,散落着几把锈得发黑的斧头和锤子。从一颗带血的骷髅看得出,这儿刚举行过天葬。   
伫立在天葬台旁,融入那样一种环境中之中,原来的恐惧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心情变得异常平静。远处山巅的积雪在太阳的照射下开始消融,白色雾气形成一条如梦似幻的带子漂浮着,和着群山和山脚下的寺院,是这样壮阔、雄浑并且和谐。这是藏人灵魂升天的地方,这是一块圣洁的土地。   
“我觉得藏民选择这一方式,是一种境界,他们赤裸裸来到这个人世,再赤裸裸地离开人间,走入他们理想中的天堂。过去,有时候想起来会觉得这种方式挺不人道的,可现在我觉得没什么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仅仅是一种原始的风俗,作为一种宗教信仰,也是可以理解的。”袁国术说。   
当他再静静地挪步前行时,他注意到,来时路旁的小山上,升起袅袅青烟,几个喇嘛围在周围。他走上前询问,喇嘛们说,这叫煨桑,为的是祭祀天地诸神,还有那些通过天葬台升入天堂的灵魂。   
僧人讲述了天葬的大致过程。人死后,一般在家里停放三天,然后用牛或车将死者送到天葬台旁,由死者的亲人将其背到天葬台上,交给主持葬礼的喇嘛。喇嘛们首先口诵经文给死者超度,然后去掉裹尸布,分别站在较高的地方,朝着“神鹰”经常飞来的方向,发出“呜——呜——”的呼唤。与此同时,开始点火煨桑。神鹰听到召唤、见到升腾的青烟,便会从四面八方赶来。“神鹰”即是秃鹫之类的大鸟,大的体长有一米,高两三尺,就像一只肥羊。一具尸体,很快就被抢食一空。等尸体上的肌肉被吃完以后,司葬的喇嘛使用斧头和锤子,将骨骼全部砸碎,然后同血水和炒面拌在一起,让围在周围的神鹰和乌鸦来啄食。藏民认为,死者的尸体被吃得干干净净,就意味着死者的整个躯体随其灵魂升入“天堂”,说明死者一生修习,终成正果,其后代子孙也会吉祥幸福。反之,如果“神鹰”不吃死者的尸体,或者吃得不够干净,则表明死者生前还有“罪孽”,这将是死者及其亲人的不幸…….   
“离开天葬台,我在想,这种藏民族流传下来的丧葬方式,作为一个外来者,无论是谁,除了静穆地去聆听,除了真实地去记录,是不敢妄加言说的。”袁国术说。   
此行到朗木寺结束。由于时间关系,袁国术于10月8号返回学校上课。但他总觉得有什么留在了藏区,心里有一种冲动。上了两天课,他就向学校请了假又起程了。这一次,他直截坐车到朗木寺,然后从这里开始骑车继续他的行程。   
10月12号,袁国术进入汽车都要一整天才能穿过的若尔盖大草原。中午太阳特别大,晒得人皮肤疼,到了下午却变天了,5点多钟时,天空黑压压一片,只看到天和地交接的地方有一道窄窄的亮光。不久开始打雷,雷声远远地颇具声势地传来,一会儿就大雨如注了。天黑的时候冰雹砸下来了,接着开始刮风,越刮越大,往前走又是逆风,袁国术脱下雨衣把相机包住,自已则被浇湿了。走了三四十分钟之后,路上成了稀泥,这时天已漆黑。就在他快要绝望的时候,远处闪出一道亮光,一辆车开过来了,他当即直截就把自行车横在了路中间。车越来越近,是一辆大卡车,车上的人穿着警服,司机没问什么就让袁国术和他的自行车上了卡车。在交谈中,袁国术得知司机是若尔盖交警大队的,姓李,是执行任务回来。李交警把袁国术带到若尔盖县城,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来。   
10月13日,在若尔盖大草原,袁国术准备过去和一个藏民打招呼,没想到又引来了一群藏獒,他想骑车赶快躲开,但他面对的正是一个上坡,自行车怎么也骑不快。那远远的一片黑,转眼就到眼前了,它们肥头大耳,张大了嘴,露出尖尖的、白森森的牙齿,真是恐怖。那么多啊,袁国术说他当时都没感觉了。正在这时候,来了一辆东风车,使劲地按着喇叭靠在他身边停下来,这才将那群藏獒吓走了。   
途经泯江的源头贡嘎岭,天快黑时遇到了暴风雪,推着车都很难走。慢慢地雪在路面上结成冰了,车走在上面直打滑。终于,在贡嘎岭山口出现了几个简易篷子。走过去,门口有一个中年男子,会说一些四川话。他让袁国术进了篷子,里面还有他的妹妹,他们是从远处来这里为游客提供骑马服务的。中年男子安排妹妹住在别处,让袁国术睡在他妹妹的床上,他自己则睡在地上。那天晚上非常冷,只听到风在呜呜地吹,雪花从篷顶上直飘进来,落在脸上,雪化了感觉冰冰凉。   
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天地白茫茫一片。沿着一个山沟沟进去,大概走了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岷江的源头。为了拍雪景,袁国术沿着山一直爬上去,鞋被雪水浸透了,脚底和鞋底都结成了一层冰。   
“到达雪山之巅,群山都在脚下,尽是茫茫一片。从树林里穿行,雪掉到头上、衣服上,融化后身上全湿了,这时候我觉得好像达到了一种极致,心里非常平静、坦然,想想红军当年也曾从这儿经过,然后到达甘肃会宁,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当年红军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中取得革命的成功,真的是来之不易。我才走了长征路的这么一小段,有时候都觉得挺受不了的。   
“我曾经有一个愿望就是沿着红军长征的路线行走,但由于时间关系,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成。我想,自己的这个长征不仅仅是表象上的长征,更是心灵上的长征。”袁国术说。 旅途中,袁国术更多的是住在农家,这不仅仅是为了省钱,而是为了更多地和当地人接触、交流,体验和感受老百姓的生活。 在藏区,买卖的方式和南方很不一样,就比方说卖羊吧,在南方要称斤论两,一斤多少钱,总共是几元几角几分,算得很细。而在藏区,一只羊300块钱,如果你觉得合适,哎,这就成交了。藏民的思考方式和南方人确实是不一样的。   
“我认为这是一种胸怀的体现。藏民整天面对一望无际的大山,而我们在城市里,面对的是密集的车和林立的楼房,看到的不一样,所以在思维上也形成了差异。出去以后,我逐渐地感受这些东西,靠近这些东西,我想,其实做任何事情都一样,我们没有必要去过于斤斤计较。”袁国术说。   
“藏民的热情、纯朴也让人内心震动,现在回头去想,在藏区行走的时候,不管你在什么地方遇到困难,总是会有人助你一臂之力。和他们在一起感觉非常坦诚,生活在都市之中,人和人交往是有距离的,但是和藏民交往的时候这种距离自然就消失了。因为他们整天面对的是大山、雪域,心灵上没有多少杂念,想得少,心态就好。这让我很受启发,我觉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必要去追求太多物欲上的东西,而要为社会多做一些事。而且,在做有些事情的时候,可以这样去做,也可以那样去做,我会尽量采取一种简洁的方式。   
“要想做成功一件事情很不容易,我觉得心态很重要,就是要乐观豁达、宽容万物。从藏区回来以后,我就觉得我的心态非常好。这样出去走,也是一个不断征服自己的过程。我体验过完全绝望、绝处逢生,在生命即将失去时又再获重生的感觉,我想我连死亡都不怕,那么以后的生活中还有什么困难不能战胜呢?首先我从心理上已经战胜了困难,接下来的就是一步一个脚印去做,我一定能走到我的目的地。”

Posted in 好玩好耍 | Leave a comment

摄影与我的人生

2011年12月底,我以甘肃省摄影艺术家协会副主席的身份,回兰州参加了甘肃省摄影艺术家协会和青少年摄影报社2011年度的年会,见到了众多师友,倍感亲切。年会上,协会对众多摄影艺术爱好者进行了颁奖,其中不乏80多岁的老者,亦有90后的大学生。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不免为甘肃省摄影艺术家协会历经近17载风雨的青少摄影报社感到高兴,同时感慨甘肃的摄影事业后继有人。摄影,以其神奇的魅力,吸引着众多的爱好者执意用一生的心力去维系。我,亦是其中一员。
我的第一张照片,是70年代末,由游走于四川大山里的开照像馆的师傅给拍的。70年代末四川的大山里流行黑白的2寸照片。直到80年代中期,我上了小学,记忆中才有了5寸的彩色照片,小学毕业照就是一张5寸的彩色合影。当时,对于神奇的照相机,看不懂猜不透,羡慕得不得了!
我接触到照相机,是我上了县城里的高中。这才搞清楚没有彩色照相机和黑白照相机之分,靠的是不同的胶卷。从城里的同学手里借到一台半自动的傻瓜机,欣喜若狂,到处拍照。拍来的照片,参加了威远中学的摄影比赛,还获了奖,自是得意。在这期间,迷上了暗房,开始在最简陋的条件下自己制作黑白片。神奇的暗房,启发我去理解时间、空间与自我之间的关系,现在想起来,依旧能体悟到当时的那份激动和感动。
我的第一幅公开发表的摄影稿件是在高中时期,是投给威远报社的一个新闻稿,拍的是推土机挖土方的场景,署名是小袁。不过直到现在,报社也不知道投稿的人是谁。
我的第一台照相机是凤凰205,平视取景。我要感谢我的父亲,相机是他送给我考上大学的礼物。因为这个相机,性格极为内向腼腆的我,站在了大学第一堂班会课上,我告诉大家,我喜欢摄影,照相就找我。我一直以为,这次班委选举成功是我人生的一次重要转机,犹如丑小鸭的华丽转身。
大一过春节回四川,在成都买了我人生的第二台照相机,海鸥300,单反。

大一暑假,在东方红广场北侧的一个政府小院内,登门造访并结识了我的摄影老师窦泽中,认识了甘肃摄影艺术家协会和青少年摄影报社。这次造访对我人生之路,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还记得当年的窦老师,嗓门大,说话干事极为利索。感慨10多年了,今天的窦老师一点都没有变化。
1999年9月12日,永远记得的一个日子,这一天在兰州商学院,我是幸运儿。在这一天,兰州商学院教学主楼前广场的主席台上高朋满座,有省委宣传部、省文联、团省委的相关领导等众多各界嘉宾,我们学校的校长和书记也都来了,还有近80人的民百乐团,还有近十位演艺界的知名明星,还有众多在甘媒体,当然还有数百凑热闹的同学们。当时,我从甘肃省文联主席程士荣先生手中接过了青少年摄影报驻兰州商学院记者站的铜牌,我是记者站站长。当然,这一切都缘于窦老师的魅力和功劳。
在校园内,带领着上百位摄影爱好者一起学习摄影,玩摄影。我策划的摄影主题活动,如保护母亲河等,在当时还是有一点点社会影响。
我印的第一张名片,是和另一位女同学一起,代理冲印胶卷。我负责男生宿舍,她负责女生宿舍,一般在节假日后都能小挣一笔。因为摄影,我成为了甘肃青年报的见习记者,大一暑假的一个月,我的见报稿数十篇,稿费挺可观。同时,拍摄毕业班合影照片,收入也颇为丰厚。自己挣钱了,换了我的第三台相机,美能达300型。
摄影除了解决我的温饱问题,还带给我许多意外的收获,终生受益。
大二暑假,我骑单车从兰州到敦煌,接下来的国庆假期,骑单车到四川九寨沟。沿途拍摄的照片,成了我举办摄影展的素材,同时,在摄影展的基础上出版了摄影图书《心旅雪域》。在缘于摄影的独立特行中,对我性格形成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骑车在沙漠上出车祸,在生与死的面前,我体会到除了强烈的求生欲望,个体生命渺小而又脆弱。在生理和心理的极限抗争中,我学会了再坚持那么一点点。
大学毕业后,带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来到北京,开始了艰难的求学之路。在窘迫的经济需求下,带着《心旅雪域》,香山卖书求生存。机缘偶得,《心旅雪域》神奇地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在出国留学和到北京全景多媒体信息系统公司做总经理之间,我选择了后者。在香山卖书认识的高忆陵老师,于我有知遇之恩,是我生命中的贵人。
这些年,我的第四台和第五台相机也相继购得,分别是尼康D200和尼康D3。有时候开玩笑,我现在的器材,足以支撑一个影楼的设备。鸟枪换炮了,摄影的时间却少了。
07年,我进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学习,发现班里的发烧友还真多,有些同学的发烧程度,远胜于我。只要是班里的活动,或是出国学习,长枪短炮齐上阵,煞为壮观!在北大学习的四年里,是我对于公司治理理念形成的一个重要阶段,2010年,我的硕士论文《有关我国家族企业的家族式管理问题研究》通过了答辩,巧的是,我的导师杨壮老师也是摄影爱好者。
2010年,除了保留在全景公司大股东身份外,我开始了全新的创业之旅。
在北京打拼属于自己的一番天地,个中艰辛,唯有自知。
不管怎样,摄影作为一个坚持了近20年的爱好,还将一直延续下去,各种摄影活动,还会积极参加。
摄影与我的人生,人生中定有摄影,摄影中就是人生。

Posted in 好色之途 | Leave a comment